刘心武：我是新时期文学的贯穿人物

马：《钟鼓楼》是基于什么想法？

刘：对，后来我出了长篇《钟鼓楼》。《钟鼓楼》就是把我《班主任》那段时期对社会的关注保持下来了，另一方面又把《如意》、《立体交叉桥》这种个人命运的、对社会最小细胞的关注、对社会群落的关注表达出来了。这样获得了成功，因为得了个奖。得个了“茅盾文学奖”。但是我不满足这样，进一步探索一种文体的突破，后来中国文学出现了很大的浪湖就是纪实文学浪潮，但我个人认为，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实际上是始于我的作品，一篇是《5•19长镜头》，一篇是《工学院舞台变化》。看起来是纪实文学，回过去拥抱社会，但实际上像《5•19长镜头》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对这个世界有关的报道和官方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完全不同，这个主要意义在于它的文体完全变了，不在于它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而在它是另一种不同的文体，后来就形成了一个现象，在文学上形成了狂潮。这个时候我就及时抽身，因为觉得人家都在那玩，我就不玩了，这样我就开始去弄别的东西。那么值得庆幸的是我自己是新时期文学的贯穿人物，一般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是以《班主任》为标志，新时期的结束有很多说法，前些时候在北大谢冕他们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后新时期的文学的展望”。后新时期就是作为一个文学发展时期中所谓的新时期已经结束，告一段落，但有人认为这个时期的结束是在1985年以后就结束了，也有人认为是1987年结束的，也有人认为是1989年结束的。不管怎么说是80年代后期结束的，那么在这个后新时期我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很多情况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不多说了。之后我在1991年恢复了我的创作，而且在1992年出版了我新的长篇叫《风过耳》，《风过耳》出来以后首先在北京的文化圈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马：是纪实性的吗？

刘：不是纪实性的，是正经的长篇小说。但是因为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是1990年的北京社会生活，所以它有我早期作品的某些特点，就是同现实特别贴近，它有《钟鼓楼》的某些特点，辐射面比较广，从北京高层的局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到工人，下层写到黑社会。那么《5•19长镜头》，有纪实的特点，有人误以为是纪实作品，也有人对号入座，也有人以人对号，但是实际上这个作品体现我个人创作上的新特点。什么特点呢？通读我以前的作品有一个发现就是过去我是一个很温情的作家，我对“人性善”的挖掘是比较乐观的，他人最底层的、最卑微的，或者甚至从要不得的人的身上挖掘出他“善”的一面，对社会生活充满了乐观，《钟鼓楼》觉得生活是从无序走向有序，这样的一种展望，而这个作品体现了我对“人性恶”的一种挖据，里面写了几个恶人，这几个形象现在很惹人注目，那么像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都陆续发表了评论，北京也有些反应，东北像《当代作家评论》干脆就出一个专集就是1992年第六期，同时发出六篇文章评论这本小说。当然现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取得轰动效应了。再就是说比较有反响，这本书同时也在香港出版了，在香港也有些评论，在海外，也有影响，1992年初我到北欧三国去访问看到这本书，都有些议论，所以我觉得我的创作还是有进步。到了1992年秋天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作家仍然存在，我的创作势头自己觉得还是可以自慰的。在1992年秋三本月刊的第五期同时刊登了我的中篇而且都是头条，一个是《收获》，《收获》第五期头条里面叫《小墩子》，现在中央电视台电影电视艺术中心要买这个版权要把它改为电视剧;还有一个是在《小说界》也是1992年第五期，也是头条叫《红蛙》，红颜色青蛙，很高兴的是我这次到丹麦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大学汉学系有个副教授，他居然已经看了这部作品，我去了以后就开始提出跟我讨论，这说明这个作品还是有人看;还有一个就是在山东的《时代文学》杂志，也是1992年第五期也是头条，叫《杀星》，就是把一个明星杀掉，三篇题材取向、艺术手法、风格都有所不同，但又都是我的作品，都能看出来我个人的某些特点。我还出了一本叫《献给命运的紫罗兰》，购标题叫《刘心武谈深沉智慧》，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所以我觉得在后新时期我也是获得了一个台，而且我还能找到我自己的角色，我自己觉得起码还可以写10年吧！

（选编自《重返黄金时代——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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