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年年提 负担总回潮，该怎么办 04

　　■本报特派记者　宰飞

　　“我们教育管理部门的人，有多少是不让自己孩子补课的？”在两会政协教育界别分会场，新近担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的汪小帆委员公开询问刘利民委员。后者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部前副部长。“实说实话，出台有些政策，教育管理部门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落实。”汪小帆说，他也是在自我检讨，因为他曾挂职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是一名教育管理者。
　　有委员指出，教育部和各级政府每年都提减负，每一次减负之后，中小学生负担回潮力度甚至更大。老生常谈，痼疾久治不愈，足见问题的复杂与艰巨。

　　拖孩子去补课，困境难破？

　　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将联合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这则新闻，北京的年轻妈妈赵晓华是在妈妈微信群里看到的。此时，她女儿的奥数培训班刚刚上了半年。“培训班会关吗？”群里的妈妈们谁也说不清。有时候，赵晓华倒是真的希望培训班关了，因为半年前为女儿报名实在出于无奈。曾经是节目主持人，在美国生活多年，赵晓华有自己的育儿理念，也曾竭力抵抗各类培训班。可到后来，实在抵抗不住了。“妈妈们都说，我女儿五年级才报奥数太晚了，三年级就该报了。”赵晓华说，不知不觉，女儿已经报了5个校外培训班：一个线上英语外教口语、一个线下英语证书考试、一个奥数、一个钢琴、一个棒球。在京沪等大城市，这并非个案。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在政协调研过程中，频繁见到情绪焦虑的父母把孩子拽进培训机构大门。他说：“当下家长们有经济、攀比、教育三重焦虑。各种焦虑的背后原因，一是对孩子成功的过度渴望，二是对孩子成长规律和个性特点缺乏认识。”用汪小帆的话说，课外培训像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所有孩子补课和所有孩子都不补课，效果是一样的；　但若有孩子补课，有孩子不补课，补课的孩子就会占先。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都会选择补课。
　　家长的培训需求总能在市场上找到满足。去年，上海梳理发现，全市教育培训机构总量近7000家，其中有近25%为无照经营。据介绍，上海去年已对无照经营的教育机构开展查处取缔，对有执照但无资质的机构，则由各区的市场监管局和教育主管部门共同牵头，指导其限期整改。

　　治理培训机构，能减负吗？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能不能实现减负？培训机构只是市场的供给一方，它们的存在并不直接增加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和校内学习不同，参加培训是一种自主选择。汪小帆说，家长有送孩子培训的内生动力。就小升初而言，这种内生动力主要来自择校热。在上海、杭州等城市，数量不多的民办小学初中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去年，一所民办学校只招100名学生，却有5000名学生报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民办学校要从那么多报名者中选出优秀者，不去了解学生参加竞赛、获奖的情况怎么挑选呢？”
　　赵晓华所在的北京不同于上海，这里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公办学校，但择校热带来的培训热相似。北京小升初原则上由电脑“派位”，也就是分配到学区内几所初中之一。但“派位”之外，优质初中还有或明或暗的“点招”，也就是择校。妈妈群里，大家神秘地把“点招”成功称为“上岸”。只要存在择校，就存在挑选标准。奥数、英语剑桥五级都是敲门砖。为了给择校热降火，京沪等地做着各种努力。比如，北京正逐步提高“派位”比例，上海也改变了惯例，今年将实施公民办小学同步招生。
　　有人说，试图通过治理培训机构为中小学生减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病因不明，或者即使病因明确，却无法一时根治的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减轻病征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就中小学生减负而言，治理择校热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治理培训机构却更加易于操作。如果培训的供给侧有所改变，学生课外负担减轻也未可知。在此思路指导下，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纠正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上海也出台系列办法，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举办小学生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竞赛活动。

　　减负治本之策，真的有吗？

　　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出，中小学生负担重的根源在于教育评价体系。一位在教育界耕耘30多年的全国特级教师说，对于初中，特别是高中来说，只要有升学考试在，只要有分数在，减负就难以真正实现。
　　改变评价体系，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部分省市进行了高考制度改革。当然政府出发点非常好，是为了满足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课程的需求。但实际上，多少还是增加了学生负担。现在因为六门会考门门要考，而且问题是，难考的学科，比如物理，选的人越来越少了，客观上没有实现按照兴趣选择学科的目标。”
　　即便如此，胡卫依然认为，考试制度改革，还是要大大推进。将来政府要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从而建立一座“立交桥”，让我们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学到不同的知识能力，达到人人成才。如何建立“立交桥”似的多元化考核体系，如何让高考不以分数为唯一指标，这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加争论不休的话题。不少代表委员担心，若不以分数为标准，学生负担也许减轻了，但将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
　　难改依然要改，难减依然要减。汪小帆说：“八项规定实施之前，有谁相信中国公款吃喝之风能止住？你看现在，不也就刹住了？我始终觉得要坚持正能量，我总觉得一定要相信孩子的天性是好的，一定要相信社会是越来越好的。”
　　（本报北京3月12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