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的“白萝卜”和白求恩

谭炳文

1971年全家福。左一为谭军，右一为谭炳文。瞧，这父女俩长得多像。

　　做纪念建党95周年暨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红医 有一种“长征”终点在沈阳》（主体报道）时，在资料稀缺、研究者少的情况下，我们渐渐完成了从采访者到研究者的角色转换。在此期间，我们心中一直隐隐作痛——

　　那些中国的早期红医，他们是战场上的天使，但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医”，更多的普通红医却无迹可寻，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于是，我们将视角伸向健在的老红军，想通过他们来整理更多的红医往事。他们大多身经百战、伤痕累累，曾经在红医们的救治下留下了生命。然而，理想与现实有时候差距很大，我们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沈阳市委老干部局帮助下，我们先后找到了5位在沈的还健在的老红军，却纠结起来：有4位老红军已不能回忆往事，也未留下与红医有关的文字资料；还有一位老红军头脑还算清醒，却与红医没有交集。让我们有些安慰的是，在已故红军留下的资料中我们找到了一个线索。在市委老干部局联系下，我们见到已故老红军谭炳文的女儿谭军，她一直在讲述父亲故事、宣传长征精神。

　　她向我们讲述了一位红军卫生员和白求恩为她的父亲治病的经过。

　　1935年1月，谭炳文从贵州省大方老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那年他16岁，可个头还没有步枪高。穿上军装，上衣到膝盖，裤子得挽好几折才不绊脚。

　　谭军说，父亲认定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决心这辈子跟着红军走。当时父亲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并没有想到这次“转移”如此艰难。一路上不仅要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还要忍受饥饿的考验。几天吃不上一粒米，只能吃野菜、嚼树皮，风餐露宿，大家严重便秘，生病的战士们浑身浮肿，走路打晃，有时眼看着战友倒下再也没起来。过草地时，有战友陷入沼泽地，战友们帮完别人，自己却掉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被沼泽吞噬……

　　“我父亲能活着走完长征，得感谢一个卫生员。过雪山时，由于空气稀薄和气候寒冷，很多战士都得了高山症。父亲在爬雪山时也得了病，主要是因寒冷造成的肠胃病，他腹痛腹胀，当时没有药，爬到半山腰就已经筋疲力尽了，随时有倒下的可能。这时，一名随队的卫生员给了他一块白萝卜，父亲吃了后气顺了，也有了些力气，才爬过了雪山。”在以后的岁月里，谭炳文只要吃萝卜就会讲这段往事，谭军也知道了更多的长征故事。

　　“听父亲讲，当地的萝卜都特别大，红军来时，不明真相的藏民都跑了，萝卜就搁在地里，但红军纪律非常严明，没有人私下拔萝卜，部队首长让卫生队拔些萝卜当药品用，当时还在老乡家留了钱。没想到萝卜成了父亲救命的‘药’。”那名卫生员后来的命运也让谭炳文一生牵挂。“这名男卫生员年龄比父亲略大，也是南方人，两人在过草地时还见过一面。当时父亲也是遇到了危险，由于之前得过疟疾，父亲的身体特别虚弱，而草地环境又非常恶劣，父亲只能硬撑着往前走。卫生员看到他的状况，给了他一根棍子，后来父亲叫它‘行军棍’。那时在草地里找到一根棍子几乎没有可能，棍子是卫生员过草地前背在身上的，他把棍子给了父亲，不知他手里还有没有棍子。父亲靠着这根行军棍艰难地走出了草地，而他并不知道这名卫生员是否走出了草地，此后他们没了联系。但父亲一直牵挂着这名救命恩人。”

　　对谭军来说有个遗憾，就是没听父亲讲过这名卫生员的名字，也许是父亲不知道，也许是父亲讲时她没有注意听。但卫生员的壮举却让我们记住了他。哪怕只是一块萝卜，一根棍子，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救命的物品，而援助者很可能因失去这些物品而丢掉自己的命。

　　把生的希望留给伤员，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就是红医的境界，我们在谭军的讲述中再次得到同样的答案。

　　有点驼背的外国医生

　　父亲听说白求恩来给他看病，感到非常幸福，肚子也不那么疼了

　　1938年3月，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来到延安。随后，白求恩奔赴前线，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在晋察冀的510个日日夜夜中，经常穿梭在战斗第一线，不知疲倦地抢救伤病员。他说：“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他们看作你的父兄。”

　　谭炳文就是白求恩医治过的一名战士。

　　长征结束后，谭炳文在359旅给王震旅长当通信员、警卫员。

　　1938年12月的一天，在一次抗击日军的战斗中，谭炳文因吸入日军释放的毒气引发肚子疼。过去肚子疼他还能挺过去，可这次他怎么也坚持不了了。王震叫来卫生员，给他喝了一杯姜水仍不见好转。恰好这时，白求恩大夫正在359旅作巡回医疗。王震派人把白求恩请了过来。谭炳文也第一次见到了白求恩。“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好像发灰，身材细高细高的，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背有点驼。”见到白求恩时的情景成了谭炳文永恒的记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时常说给女儿听。

　　谭军说：“我父亲听说白求恩来给他看病，感到非常幸福，肚子也不那么疼了。白求恩进屋后连水都没喝，就开始询问病情。他说话口气和蔼可亲，人很热情，我父亲紧张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白求恩很快诊断出我父亲得了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手术很快就要开始了，白求恩问我父亲：‘小同志，动手术要剖肚子，怕不怕？’我父亲坚定地回答，不怕。他说经历过长征，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胆子大。白求恩赞扬道：‘你们红军都是英雄。’经过简单的处置，手术很快就完成了，而且很成功。由于手术做得好，没有感染，伤口愈合快，术后第二天就能喝些白开水，第三天就能喝点流食了，很快身体就痊愈了。我父亲在风烛残年还会经常提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红医往事知多少

　　有太多这样的医护人员，他们不顾一切，只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谭炳文是幸运的，在那位不知名的卫生员和白求恩救治下活下来。无论是给谭炳文还是给其他红军指战员做手术，白求恩身边都有一些助手。而这些助手大多是当年红军卫校（中国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的前身）的毕业学员。

　　潘世征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学员，当时是359旅卫生部政委，他曾协助白求恩锯臂救彭清云（当时任359旅719团一营教导员、后为开国少将）。据这台手术的麻醉师李朝选（红军卫校第六期学员、当时任359旅第二休养所所长）回忆：“白求恩检查了彭清云的伤势之后，制定了手术方案，让潘世征当助手，让我负责麻醉、止血等工作。这个手术从上午10时开始到下午4时结束，终于挽救了彭清云的生命。从此，彭清云失去了一条胳膊，我军也多了一名独臂将军。手术结束后，彭清云因为失血过多，脸色十分苍白，必须及时给他输血。我们都争着献血，白求恩却用那‘英语味’十足的话说：‘来不及验血了，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赶紧抽。’我们哪还忍心抽他的血呀，但他坚定地说：‘战士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我献点血算什么，不要争了，抢救伤员要紧。’说着，他挽起袖子……”

　　白求恩不仅治病救人，也把医术和医德传给了更多的红医。我们记住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而谭炳文的另外一位“救命恩人”——那位在长征途中两次相救他的卫生员——没能留下名字。

　　1941年，日军调集五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二所被困在了一道山洼里，他们在梯田间挖出一个个地窖，将伤员安置在里面。医生换药的时候，怕脚印被日军发现，就拿树枝一面走一面扫，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地窖里的伤员。有一天日军来了，他们在山洞外发现了一个没有躲好的伤员，日军知道山洞里肯定有人，于是想使诈，他们大叫：“穿蓝衣服的出来，我看见人了，不出来就开枪了。”为了保护山洞里的其他人，护士长挺身而出。鬼子问她：“里头还有人吗？”她说：“没有人了，就我自己。”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日军信以为真了。大家眼含泪水，望着被押走的护士长，那件蓝色的衣服，逐渐消失在视线里……“无名”的红医到底多少？我们后人需要思考并尝试去解开这个谜底。

　　向同样“无名”的护士长致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炳文先后在沈阳某军工厂、沈阳化工研究院、铁西区建委等单位工作过，1981年离休，2014年去世。谭炳文生前常对女儿说：“有太多这样的医护人员，他们不顾一切，只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活下去。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姓名，他们的故事也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我们心中的天使。这些留下姓名和没有留下姓名的天使，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记录红医故事，留下一段历史。

　　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周贤忠/文 资料照片/谭炳文后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