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还是维权，这是个难题

一位美国出租车司机如是说：“当我开始从事这一行当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这工作可能会很危险，会遇到袭击，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公司没有安全培训，没有安全设施或程序，也没有举报措施。我曾经碰到过乘客拿刀架着我的脖子，碰到过抢劫，甚至还有好几次跟乘客扭打到了一块，但是我从来没有举报这些事件，因为这本来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想被人觉得我搞不定这些事”。

原标题：挣钱还是维权，这是个难题

◎卡特琳娜

近日，一段“快递小哥被扇耳光”的视频迅速引发一众网友的围观和讨论。视频中，顺丰快递小哥驾驶送货车不小心剐蹭到了一辆轿车，而后被车主连扇六个耳光，快递小哥全程不断退让，没有还手。此事经过网络传播，网友们对快递小哥一边倒的声援引发了顺丰总裁的声明：“如果这事不追究到底，我不配做顺丰总裁！”

无论在哪个国家，基层工作者都处于劳动力结构金字塔塔基的位置，他们数量庞大，所从事的工作通常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在不同的国家，基层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并不相同，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大相径庭。

全世界基层工作者千千万万，遭遇的工作暴力形式不尽相同，轻则被言语中伤，重则挨打挂彩，更有甚者还会一不小心掉了脑袋！

美国的护士群体

三分之一的白衣天使担心被袭

在美国，医疗工作者在工作场所遭遇暴力行为的频率越来越高。南加州查尔斯顿的一家医院有一名病人连续袭击了14名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最终没能逃脱锒铛入狱的下场；佛罗里达中部也有一个病人，在护士姐姐们准备将他从救护车上转移并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攻击了救他性命的白衣天使。

虽然不是所有医疗暴力事件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很多时候会造成工作人员受伤，破坏工作人员的团队精神、士气和安全感，甚至还会造成医疗行业在一段时期出现高离职率。这对医疗行业来说简直就是无法承受之重。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短短三个月时间里，美国就发生了数起较为典型的医疗暴力事件：明尼苏达医院一名男性患者用金属棒袭击了4名护士，导致一名护士肺部萎陷，一名护士手腕骨折，另外两名也受了割伤和瘀伤；波士顿一名心脏科医生被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儿子尾随，从背后枪杀；一名58岁男子因胸痛进入俄克拉荷马城市医院急诊室，随后掏出匕首刺伤和咬伤了3名护士和1名保安；一名20岁男子在洛杉矶一家诊所接受医疗评估时涉嫌开枪打伤护士的大腿……

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但是一旦医护人员开始害怕眼前的病人可能从枕头下摸出一把枪的时候，怎么还能全神贯注地望闻问切，着手拯救生灵呢？虽然医疗工作者都属于易受攻击的群体，但是其中护士才是首当其冲的群体。美国护士协会（ANA）就对注册护士进行过调查，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将“工作中被袭”列入三大工作场所安全考虑因素之一；21%的被调查者表明他们工作的地方就存在“高风险”。ANA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意成立了不文明行为、欺凌、工作场所暴力的专家小组，为辛勤工作却容易成为欺凌对象的护士群体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措施，呼吁雇主们对一切暴力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眼里不揉沙，该举报时就举报。

澳大利亚、美国的出租车司机

遇袭概率是警察的两倍 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

澳大利亚一名快70岁的老出租车司机在将一名18岁的少年拉到终点后，被这位身强体壮的年轻小伙揍得面部严重受伤。虽然小伙最终以严重的身体伤害为罪名被控，但是年事已高的老司机却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

出租车司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暴力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大多只是乘客大喊大叫、咒骂和威胁。虽然肢体袭击并不频发，但是澳大利亚每年都至少有一例出租车司机被谋杀的案例。出租车司机在外挣钱养家的时候被谋杀的概率比其他任何行当的从业者都要高出60倍，因为他们需要面临一连串的风险——单独工作、面对所有人、晚上工作、在高犯罪区域工作、携带现金工作等。

正因为90%的出租车司机工作安排都不同于常规工作，除非发生死亡事件，否则要获得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相关数据并不容易。这个群体的收入不是由工作时长决定，相反，不管工不工作，他们都要向出租车公司支付费用。所以当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工作12小时才能勉强度日的时候，即便遇上了暴力事件，他们也不愿花费宝贵的时间等待警方的处理。另外，由于没有劳动补偿，除非伤得实在太厉害，他们通常不会在被袭击受伤后寻求医疗救助。

一位美国出租车司机如是说：“当我开始从事这一行当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这工作可能会很危险，会遇到袭击，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公司没有安全培训，没有安全设施或程序，也没有举报措施。我曾经碰到过乘客拿刀架着我的脖子，碰到过抢劫，甚至还有好几次跟乘客扭打到了一块，但是我从来没有举报这些事件，因为这本来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想被人觉得我搞不定这些事”。

在这位司机工作的公司，如果一个司机遇袭且没能收到车费，他可以向调度员要求得到另外的出车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并不多。如果司机都流血了，调度员会问他是要回家还是擦干血继续干。如果司机回答说要回家，调度员就会提醒他，不工作的这段时间依然是要向公司交钱的。

美国大叔忍不住了，于是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想要弄清楚到底有多少司机被袭击后选择沉默到底。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75%的针对出租车司机的袭击都没人举报。

而根据美国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报告中的数据，此类事件的发生率为735.2‰。这样一来，出租车司机遇袭的概率是警察的两倍，而人们还一直以为警察才是遇袭率最高的职业。这一数据还不是结论性的，因为很多高犯罪区域的司机没有参与调查。OSHA报告列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安全措施，以保护出租车司机在工作时免遭暴力伤害，如GPS、来电显示系统、急救包、车载监控录像、开放的麦克风开关、安全培训、无现金交易等。

印度的职场女性

频遭性骚扰 立法提案收效甚微

印度职场女性在工作中遭遇性骚扰一直以来似乎都不是什么新鲜事。Shehnaz Mudbhatka曾经是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一名女招待员，由于拒绝了上级提出的性要求而丢了工作。但是她并没有善罢甘休，相反，她勇敢地与对方打了11年官司。1997年，她赢得诉讼，并得到了自1985年之后的全额薪水和继续工作的机会。然而遗憾的是，航空公司向孟买高级法院提起申诉，案件暂缓执行。

1994年，全印电视台的制片人Sailaja Suman以诽谤罪、刑事恐吓罪和试图玷污她的清白为罪名将导演P· L Chawla告上法庭。她分两次向大都会裁决法院报案，但是最终，Suman还是被调动到了Lucknow工作。

2013年10月，印度一名女实验室助理在德里秘书处外自焚重伤，以此极端的方式抗议学校校长对她进行性骚扰并中止她的工作。在此之前，她就已经多次向学校及相关部门投诉，但是最终都是徒劳。这一惨剧引发了各路媒体对印度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情况的高度关注。

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不是一个新话题，60%的职业女性在她们职业生涯的某个时间被性骚扰。一部分女性会提出强烈抗议，但是大多数会选择沉默、辞职或者调动工作。多年来，性骚扰一直被视为职场女性工作中无法逃避的一部分。2014年，印度政府官方给出的此类案例是526例，其中57例发生在办公室，469例发生在与工作有关的其他场合。

事实上，早在2013年4月23日，印度总统就通过了相关的立法提案，且法案于同年12月正式生效，力求保护职场女性免受性骚扰。但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称遵守这一法案的印度企业少之又少。尽管法律规定超过10名雇员的工作场所必须施行这一法案，但是大多数印度企业均对此视而不见。据一项2015年11月份的调查称，36%的印度企业与25%的跨国公司均没有施行防性骚扰法案。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啃的骨头，因此印度政府已经发出警告，会对公然违反这一法案的雇主采取措施。

当然，职场女性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思想上做出改变，千万不要认为被性骚扰就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首次遭遇性骚扰的时候就要表示强烈抗议，如果这个时候还保持沉默，那么施暴者就会认为你对这种事情是默许的；不要鼓励男性对你采取不适当行为，或者引起他们的格外关注。在任何时候，女性都要自重；在工作场合穿得职业化一些；若遇到有人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行为，要当即大声地表示抗议，让别人知道你对这种行为的态度；与施暴者保持安全距离；向警方提交一手的信息报告。

沙特的家政人员

头上悬利剑，求助暂无门

《观察者报》曾经刊出一则新闻，在移民劳工问题引起国际公愤的时候，沙特却将超过45名外国女佣判处死刑。而在这则令人瞠目的消息爆出来之前不久，沙特才对24岁的斯里兰卡工人Rizana Nafeek斩首示众。被判处死刑的女佣数量肯定要多于45名，但是沙特当局并没有公布官方数据。

在这些女佣中，印尼人被认为是占绝大多数的。人权小组称有45名印尼女佣被判死刑，其中5名已经走完了法律程序。其他国籍的女佣数目难以判断，人权组织认为这些女佣里有斯里兰卡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她们通通要面临死刑。

Nafeek被处极刑受到了“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的谴责，这两大国际组织都曾抗议沙特的死刑惩罚，并表示许多沙特家政工作者来到中东是希望能被富裕家庭所雇佣，但是到头来她们却要面临身首异地的残酷命运。

“人权观察”的Nisha Varia说：“一部分家政工作者找到了很好的雇主，这对他们很好，但是其他人要面对的是压榨和不公待遇，比如辛苦工作数月得不到薪酬、肢体暴力和奴役般的生活环境”。沙特有大约150万名外来女佣，其中有37.5万名来自斯里兰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全世界约有5260万家政工作者没有得到合法权利和保护。

然而Nisha Varia认为，这个问题在沙特有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沙特给予家政工作者的合法权利更弱，且这个群体获得公正对待的机会更遥远。她说，沙特的司法系统充满武力逮捕、不公审判和残酷的刑罚，移民们遭遇残暴指控的风险很高。因受到虐待或者压榨的家政人员一旦逃走就可能被控盗窃。

雇主们还可能会指控她们，尤其是印尼人使用巫术。而如果她们被强奸或者受到性攻击就有可能被控通奸和乱伦。“人权观察”还称，移民们试图获得律师和翻译的帮助，不过这并不容易，因为沙特当局会制止那些被捕的移民接触他们国家的大使馆。

在等待被行刑的女佣中有一名40岁的印尼女佣Satinah binti Jumadi，她的罪名是谋杀雇主。而印尼权利小组移民服务中心主任Anis Hidayah说，这名女佣从2006年9月开始在沙特工作三个月后就被捕了。三年后她给家人打电话说自己已经被判处死刑。在一次辩护中，Hidayah说这名女佣谋杀了她的雇主。

“她当时在厨房做饭，然后她的雇主生气地吼了她，还揪住她的头发，想把她的头往墙上撞。”

Satinah为了保护自己，无意识地用生面团砸到了雇主的后颈，然后雇主就倒下了。雇主家属后来要求Satinah支付160万英镑的抚恤金，印尼政府表示将准备这笔抚恤金，但是据称最终支付的金额比雇主家属要求的金额少了很多。

2011年，一名印尼女佣在沙特被斩首后，印尼就暂停了往沙特输送移民劳工的行动。27岁的Tursilawatii声称自己在2010年遭受雇主长达数月的性虐待并试图强奸她后杀死了他。Zaenab同样被控谋杀雇主，而Aminah和Taeyani则因为谋杀另外一名移民劳工被判处死刑。

“人权观察”称沙特在2012年处决了至少69人，在2011年，这一数字是79，包括五名女性，其中有一名女性以使用巫术的罪名被斩首。

“大赦国际”已经提出警告：在沙特被处决的移民劳工数量是“不合理的”。就像Nafeek一样，几乎所有在沙特的移民劳工一旦进入了犯罪司法系统，就面临着生命危险。

在许多案例中，这些基层家政工作者对整个审判过程一窍不通，而且她们也没有翻译，通常没有机会接触律师或者接受领事馆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