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涉华假新闻，西方“黑色宣传”的结果：坑了自己（2）

这4个月，他们的“情绪”在变化

《环球时报》记者梳理疫情暴发以来的涉华新闻发现，早在2月份，就有美国政客在福克斯新闻上毫无依据地宣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不过，一些媒体针对中国编造假新闻，并刻意“以讹传讹”，主要发生在3月底特别是4月份以来。

4月1日，英国天空新闻网刊登文章，无端指责中国重新开放野生动物市场。但细心的网友发现，文章使用的野生动物市场照片并非来自中国，而是印度尼西亚的。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在其4月9日更新的文章中，作者承认出错，并把照片删除。

实际上，疫情发生后，中国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交易，整顿关停交易市场。但3月底，有英国小报称中国多个城市重开野味市场，并配以猫狗关在笼中的照片——实为几年前拍摄于越南。但一些英国主流媒体却被带动，纷纷指责中国。4月中旬，澳大利亚媒体也掀起一股炒作中国重开野味市场的风潮。

3月底，法国24新闻台在一档节目中诋毁阿尔及利亚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其邀请的专家对中国援助做出虚假、仇恨及诽谤性质的评述，以致阿外长召见法国驻阿大使抗议;4月中旬，一些外媒渲染称，非洲人在中国无家可归，在中国遭虐待，被赶出公寓。

4月24日，法国一家知名媒体发表所谓调查报道，在病毒起源问题上老调重弹地将矛头指向“武汉实验室”，对中国“瞒报”的指控理由则是“和欧洲比，中国官方数字低得离谱”。但东亚的中日韩等国疫情相关数字都很低，连德国的死亡率之低也不是法国能比的。

类似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也有：4月5日，脸书上流传一则嘲讽中国援法防疫品质量低劣的视频，实际上视频中的防护服并非来自中国。4月下旬，有人假冒日本诺奖得主本庶佑，称他曾在武汉工作，断言新冠病毒由中国制造……

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不实报道一直存在，但其对华关注点则与疫情在全球传播的阶段性相关。“这次疫情暴发后，西方媒体采用跟2003年SARS暴发时基本相同的炒作手段，一些媒体把SARS归结为‘政治病毒’，当时某家美国媒体甚至声称SARS病毒是‘抽向中国政治制度的上帝之鞭’。”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从武汉封城开始是第二阶段，一些媒体将这种措施形容成“残暴、伤害人权的方式”。

吕祥表示，第二阶段持续到2月，前两个阶段，西方媒体的论调基本是事不关己，隔岸观火。但大约在3月底，欧美疫情已不可收拾，“3月30日，我在法国的朋友突然告诉我说，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法国从电视到报纸通篇都在说‘中国隐瞒死亡人数’。我去查了一下，法国那天死亡人数马上就超过中国了”。

“至于病毒来源，先是说人造的，后来说是武汉病毒所泄漏的，然后又说是海鲜市场出来的。总之，他们就有一个观点：无论如何必须是中国起源的。”吕祥说，病毒起源并非某个国家的罪过，但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断定“一定起源于中国”，政治意图太明显了。

谈起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何辉，引用了一个传播学名词“黑色宣传”。“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下的舆论战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如果有些国家把中国看成对手，那么一些西方媒体出现造谣、污蔑等行为是预料之中的事。尽管西方媒体标榜独立和公正，以及有所谓媒体的专业主义，但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对手的政策导向实际上对美国媒体会产生很强大的影响，使很多美国媒体无法做到客观公正。”

“黑色宣传”的结果：坑了自己

有人也许疑惑，在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舆论战中，除了美国媒体，为何有不少其他西方国家媒体或智库组织积极配合美国？有分析称，很大程度上，这些力量本就是美国或西方常用常新的意识形态对抗工具。

“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吕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控制国内媒体的对外报道方面，美国政府是有一套方法的，甚至对其盟友的媒体都有强大影响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有一个专门的职责就是协调政府所有部门的涉外报道，具体手段我们无法得知，但应该注意到，美国媒体有在对内报道方面相对的独立，但对外报道方面他们很快能形成一致。”

“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老百姓对国家大事的认知水平都是有限的。但媒体本身应该负有责任，因为媒体从业者大多是能够掌握更多信息的精英，如果带头进行扭曲报道的话，老百姓只会变得更加具有偏见。”吕祥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相近的观点：此次疫情暴发后，美国主流媒体依然采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框架来报道武汉等地的疫情，却未能对本国面临的风险和隐患进行跟踪预警。等到4月上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推出“失去的一个月”等长篇调查报道时，美国已经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

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经验视而不见最令吕祥感到惊讶：“这一次他们自己坑了自己，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根深蒂固地认为这个病毒就是中国的，不会影响欧洲，不会影响美国，而想应对时已经太晚。无论是CNN还是《纽约时报》，从来没有反省自己误导了多少美国人，从根本上说，他们就是骨子里傲慢地认为他们的文明高于中国文明，他们的政治制度优于中国制度。”

“当然，不能把所有西方媒体一竿子打死，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跟特朗普政府的观点不一致。”何辉认为，一些媒体散布谣言一方面可能是受美国政府的影响，另一方面，谣言的产生是因为缺乏能被公众信服的权威信息。西方媒体标榜言论自由、多元化，甚至他们政府内部的说法都不一样，很容易造成非常状态之下权威信息和真相的缺失。且不说民众，即使媒体很多时候对真相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媒体在缺乏信源的状态下制造、传播了谣言。

该如何看待这些过去被当作标杆的西方媒体？何辉认为，西方媒体从来没有被“封神”，之前强势是因为掌握了话语权，而话语权基于国家实力，“比如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在一些重大事件面前，其媒体的一些报道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人信服它们，在我们自身缺乏话语权的情况之下，或者说我们自身对一些核心事件缺乏一线报道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它视为最重要的新闻来源”。

“如果倒回20年，中国人看西方媒体报道其实不是那么多，而现在互联网已经深入每个人的生活，懂英文的人也越来越多，看来看去就能感觉到某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偏差太大。”吕祥表示，一些西方媒体的污蔑论调有很险恶的目的，就是要中国为病毒蔓延承担责任，“好在现在这种声音也在慢慢弱下去，毕竟世界各国科学家的良知还在，至少我们在科学界没有看到有人指责中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政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