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民谣被指已“失落” 遭偶像歌手选秀热潮替代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你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

　　日前的北京，一场“此间少年”的演唱会撩拨了无数正年轻或曾年轻过的心。被称为“校园民谣”之旗手的高晓松与诸多著名音乐人一起弹唱着“青春与成长”。

　　于是，伴着五月的鲜花，青春的情结发酵得一发而不可收。

　　那些曾经的校园歌曲也再次翩然而至……

　　从《送别》、《长城谣》到《松花江上》，从《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从《外婆的澎湖湾》到《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校园歌曲记忆。在那些歌声里，有他们青春的梦想，温暖的情怀，成长的故事。

　　不同时代的青年，广为传唱的歌曲，构成了校园歌曲前世今生的脉络。可以说，校园歌曲是时代变迁的写照，具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精神，这些歌曲的背后，是一代代年轻人的成长足迹。

　　学堂乐歌 最初的校园歌曲

　　所谓“学堂乐歌”，指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新式学校大量传唱的原创歌曲。当时，一批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音乐课。他们借当时流行于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上新词，编成新的歌曲。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在当时的新式学堂里，已经开始接触现代文明，新式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头脑。1904年，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一经出版便家喻户晓。李叔同如是描述它的流行盛况：“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1992年，这首学堂乐歌《黄河》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第一首歌。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曾说：“少年时，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直到晚年，茅盾还能歌唱此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比《黄河》更脍炙人口的当属李叔同填词的《送别》，它不涉教化，意蕴悠长，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完美，多数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

　　“我算是健忘的人，但儿时所唱的歌一曲也没有忘记。”学堂乐歌在青少年思想启蒙方面影响深远，丰子恺曾撰文写道，“所以我现在每逢唱到《勉学歌》，无论在何等逸乐，何等放荡，何等昏迷，何等冥顽的时候，也会警惕起来，振作起来，体验到儿时的纯正、热烈的爱国的心情。”

　　学堂乐歌开了中国“新音乐”创作之先河，在启迪青少年心智方面意义深远，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传播、创建和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人才。

　　万里长城万里长 抗战时期热血之歌

　　诗言志，歌咏言。抗战时期，承受着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抗争的怒吼，一首首不朽的歌曲在战火中诞生，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为保家卫国血战到底。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1937年，20岁的周小燕首唱《长城谣》。那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一曲朗朗上口的《长城谣》，鼓舞民众奋起抗争。2005年6月18日，88岁的周小燕登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引吭高歌《长城谣》。面对全场雷动的掌声，周小燕哽咽了：“抗战胜利60年了，应该再唱一唱‘万里长城万里长’，这回唱的不是声音，而是精神。”

　　“上课就要让学生沉浸在优秀、高雅的民族文化中，要让学生看到我们的民族是有生命、有灵魂、有希望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则认为，将《长城谣》列入学生音乐课“必修内容”十分必要。

　　《松花江上》、《毕业歌》、《卖报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抗战时期，诞生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抗日救亡歌曲，音乐人张寒晖、田汉、聂耳、黄自、冼星海等，深入民众生活，反映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歌词描写中既有有钱人的灯红酒绿，也有贫苦人的痛苦挣扎，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论及抗战时期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之作，不可不提《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如诉如泣、壮怀激烈的情韵和时而低回、时而昂扬的旋律，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共拯危亡。

　　“《松花江上》是陕西师大附中每年大合唱比赛的必唱曲目，所有毕业生都会唱。”《松花江上》由张寒晖先生所作，该校教师引以为豪的是，2002年，在纪念张寒晖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全校三千余名师生合唱《松花江上》，悠扬悲壮的爱国歌声响彻校园，成为附中人心中永恒的记忆。”

　　“《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老师教唱的第一首歌，它的意义跟《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一样，让我们曾扬起无数次爱国热情。”对“80后”白领朱睿来说，这些被贴上“革命歌曲”标签的歌，意义远不止于它本身，“读小学时，这些歌非常流行，不仅老师爱教、学生爱唱，爸妈也喜欢哼唱，连爷爷奶奶都清晰记得每句歌词，常唱着唱着就变成了家庭大合唱。”

　　“1949年，上海解放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登上学校楼顶，引吭高歌《太阳一出满天红》，带领我们走上街头，扭秧歌、打腰鼓、尽情欢唱，庆祝翻身日子的到来。”朱睿的爷爷经常跟孙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奶奶则在一边补充，“我秧歌扭得好，是领队；你爷爷个子高，在腰鼓队的第一个。”原来，在那些脍炙人口的歌声里，还浸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甜蜜记忆。

　　当和平的阳光照耀我们历经沧桑的家园，这样的歌声终于变得清晰而嘹亮起来，因为高唱它们的，正是无数像朱睿的爷爷奶奶一样，翘首以待走进新中国的儿童及青年。

　　绿树红墙 新生活多么幸福

　　“小时候住在大学里，那时的校园，除了鲜花还有歌声。”《大学生音乐修养》公选课老师李新立随口说出的这句话，令学生们羡慕不已。

　　“在大学里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看的电影真多。电影里配什么歌曲，立马就会流行起来，邻居们全会唱。”李新立常给学生们讲自己过去的事，“记得那时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电影，像《列宁在一九一八》、《静静的顿河》等。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更是节日联欢会的热门曲目。”因为这些“番外”篇章，李新立的课一座难求，学生们在人人网上评价，“一边听故事一边学唱歌，李老师的课可真有营养。”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曲，过去我们的祖辈唱过，今天，我们的父辈和儿女们仍然在唱着，学生们也应该会唱。”李新立说。

　　“我和我妈在唱歌方面没代沟。她读小学时，六一儿童节合唱的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上小学也唱过这首歌。”大三女生夏晓荷如是开玩笑。夏晓荷的妈妈是典型的知识青年，在她心目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校园歌曲的鼎盛时期，“好歌一首接一首，唱都唱不完，那些健康向上、悦耳动听的校园歌曲，像泉水一般滋润着淳朴的人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领巾之歌》、《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校园人爱唱的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社员都是向阳花》、《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引人向上、明朗高亢的歌曲成为主流，歌唱新中国，歌颂新生活。

　　“那时候，人们的表情像黑白电影里那样，干净、简单，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夏晓荷的妈妈回忆道。

　　作曲家李群曾说：“我和词作者管桦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看到建国以后，孩子们这么幸福地生活在和平的环境当中，我们很高兴，而且有很多感受。我们就写了一首《快乐的节日》。”

　　“每当那些歌声响起，我心头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中央戏剧学院教师张筠英说，“这些歌写出了人们心底的愿望，希望生活美好、祥和。”

　　“那个年代我们唱的那些歌，非常清新向上，是当时生活的写照。”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维勤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总有股幸福感涌上心头：绿树红墙、我们互相帮助、要记住红领巾、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都是真实的生活。